86年前，22位西方人士留守危城南京，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了25万多难民。同时，亦有1500多名中国同胞直接参与该委员会的工作。

1938年2月21日，约翰·拉贝在告别演说中称：“我们委员会各部门的实际工作都是中国人做的，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他们是在比我们冒更大危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

纪念馆融媒体中心5月起推出“中国同胞守望相助”系列人物专题报道，为您讲述当年与难民们守望相助的中方工作人员事迹。今天推出第三集：《许传音：送走妻儿，独自留守南京》，敬请收看。

许传音，安徽贵池人。1937年12月，他以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的身份，加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任住房委员会负责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取消后，他担任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员，继续救助难民。他还以证人的身份，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南京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揭示日军暴行。

日前，小编拜访了许传音的孙子、孙女和曾孙女，并走访了许传音的老住宅和南京市档案局。通过后代的回忆、历史专家的介绍，以及查阅档案资料，还原许传音传奇的一生。

许传音

13岁来南京求学，后成为庚款留美学生

几经周转，我们在南京市鼓楼区找到许传音的孙女和曾外孙女，她们回忆了许传音的故事。

许传音的孙女许以眉（中），曾外孙女张庆（右）、张宇桥（左）

“爷爷1884年出生在安徽贵池，他的父亲在当地一个教会里扫地，因此他从小生活在教会里。爷爷小时候非常聪明，教会里的工作人员教他识字、读书，后来获得了教会念书的机会。”许以眉说。

许传音（右一）与家人在老家合影

13岁时，许传音来到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前身）读书，1905年获得农学士学位。“1905年至1915年，太公公（曾外祖父）曾经到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做教员，教授英语。后来，他送学生出国留洋，他自己也申请留在美国读书。”张庆说。

1915年，取得硕士学位的许传音获得庚子赔款留学基金资助，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取得经济学（铁路管理方向）博士学位。

许传音于1919年学成回国后，先在津浦路办事，后来在北京铁道部门工作。在此期间，他还曾到清华大学兼职做编辑。

许传音（左）与家人在北京合影

1928年，许传音来到南京，从事铁路方面的工作，曾担任湘桂黔专员、铁道部营业司司长等职。

屠城前送走妻儿，为守家产留守南京

在坐落于南京市中心的一栋办公楼中，许传音的孙子、建筑师许以立向我们讲起祖父的故事。

许以立

“爷爷回到南京工作后，在峨嵋路9-13号上买了一块地，他和叔爹爹（弟弟）合盖了‘姊妹楼’，就是现在说的联排别墅，9号是独栋。”许以立说。

在峨嵋路9-13号，一家人度过了短暂的幸福时光。

1937年，局势骤然紧张，处处传闻日军即将攻打南京。“爷爷把家人送回安徽贵池老家，他觉得自己是基督教，又和美国友人关系亲密，所以日本兵不会杀自己。况且南京有房产，他就一个人留了下来。”许以立说。

为了减少日军轰炸和骚扰，许传音在自家房顶上悬挂了美国教会的旗帜和世界红卍字会的旗帜。

“峨嵋路两侧是单双号，太公公住在9号，旁边是7号。当时日本兵看见7号房子好，就抢占下来，住在里面。日本兵还来太公公家里抢东西，后来经过交涉，还了一部分。”张庆说。

峨嵋路7号仍然保留，9号已拆迁

南京大屠杀期间，他身兼数职

1937年12月4日， 许传音受邀参加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持安全区难民的住房安排工作。当时，共建有25个难民营，收容了25万难民。许传音还把峨嵋路自建的洋房拿出来安置难民。许传音之子许先德生前回忆：“家里住满了难民，这里成为了很多难民的避难所。”

许传音的英语很好，他还应邀担任世界红卍字会副会长。红卍字会工作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开办粥厂，救济难民；二是掩埋死难者尸体。许传音参与其中。

根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宅巍研究，红卍字会开办粥厂的米、煤实物及相关费用，都由许传音与西方人士逐一沟通，适时交付。他还亲自筹划、护送粮食到难民聚居点。此外，许传音参与主持收埋43000余具尸体的工作。

每当遇到日本士兵随便抓捕难民时，许传音总是尽力依靠自己的特殊身份，让难民们免遭厄运。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共收录了编有完整序号的日军暴行案例470件，其中5件注名为许传音报告：

83）12月16日，我在峨嵋路7号的房子遭抢劫，门被砸开，箱子被撬开。一辆1934—1935年产的、车号为1080的道奇车和一大批其他物品被偷走，被盗物品清单正在开列。（许传音）

103）12月20日晚上10时，2名日本士兵闯进陈浪波（音译）先生位于鼓楼新村的住房，爬到妇女们的床上。陈先生叫来了曾经在日本大使馆工作过的孙先生，孙先生好言相劝才使日本人离开。（许传音）

106）12月20日夜间，安全区分区负责人在北平路60号的地方（中英文化协会附近）遭抢劫，其恶劣程度前所未有。（许传音）

153）12月25日，15岁的姑娘李小姐被日本军官和2名士兵从鼓楼新村的住所劫走。（许传音）

176）1938年1月2日，10时—11时之间，一个日本士兵闯入陈家巷5号刘培坤的住所，声称要对该住房进行检查。当他看到刘的妻子时，便向她提出一连串有关该住房情况的问题……（刘为保护妻子不受侵犯，辱骂并打了该士兵的脸部）下午4时这个士兵又来了，这次带了一把手枪，要寻找刘，刘此时藏身在厨房中，邻居们纷纷请求他饶恕刘，有的人甚至给日本士兵下跪，但都没有用，都没有能制止他。该士兵一找到刘，就朝他肩膀打了一枪。当4时30分人们喊许传音博士去的时候，刘早已死亡。约翰·马吉随后赶到，他证实了这个情况。（许和马吉）

1938年2月，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取消后，在京西方人士成立国际救济委员会继续原来的工作，许传音应邀担任委员会成员，他是成员中唯一一位中国人。

带美国牧师拍摄夏淑琴家受害现场

南京大屠杀期间，许传音带着西方友人四处取证。在许传音搜集日军暴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夏淑琴一家的遭遇。

夏淑琴一家9人中有7人被杀、3人被奸，连同门内同住者，日军一次在此处就杀死了无辜平民11人。许传音从安全区一位难民口中得知这一信息后，便约同约翰·马吉牧师到事发现场，为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留下了一段真实的屠杀现场影像。

许先德生前回忆说，父亲鲜少说起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日本人太凶残，见到中国人就杀。”

马吉牧师拍摄的夏淑琴一家受害经历

舌战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伊藤

1946年，62岁的许传音作为证人前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用流利的英语和日军战犯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伊藤进行辩论。

许传音出席东京审判

在有关外国人建立安全区的问题上：

伊藤问：“安全区的建立是不是和这有关系呢，即外国人惧怕从南京撤退时遭到中国军队的袭击？”

许传音答：“不，和那没有任何关系！你在指责这些善良的外国人，这样不对。你知道他们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才建立了安全区。这对于中国人和日本人来说都是有关系的，这个词——人道——虽然我知道你们从未发表公开声明和认可（安全区）。仅仅因为如果你想在安全区外战斗而不是在安全区内，这就是外国人所希望的一切。当然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行为，你一定要理解这点：12月在南京并没有很多的外国人。还有一件事，安全区的面积非常小。当时他们不是防止中国人的暴行，因为他们深知南京是个大城市，他们可以离开南京，也可以到城市的其它部分而不进安全区。

在有关难民营里有无中国兵的问题上：

伊藤问：“证人，你今天早上说难民营里没有中国兵，是吗？”

许传音答：“是的。我也说过，国际委员会的准则是不允许持械的军人进入难民区，除非缴械。”

伊藤问：“你知道溃败的中国兵逃亡时经常假装普通老百姓吗？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乔装为便衣士兵。”

许传音答：“可能有。在他们积聚力量进行公开抵抗前，我们会把他们当成普通老百姓。假如不是，那他们就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由于许传音的回答缜密有力，伊藤感到根本不可能从回答中找到破绽，最后不得不结束质问。

许传音还在1947年两次出席南京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证，报告目睹日军杀、淫、烧、掠种种暴行。

他所提供的红卍字会埋尸43000余具的证言，最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南京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采信，成为给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和主犯谷寿夫定罪的重要依据。

鲜少讲述自身经历，晚年靠收租为生

许传音生前鲜少讲述这段经历。“我们是在2003年一则寻人启事后才知道，爷爷是个很不一般的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和美国华裔历史学者胡华玲女士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有关爷爷的故事。”许以眉说。

1945年抗战结束后，许传音被委任为鼓楼医院副院长。许以立说：“1950年代初，爷爷年龄大了，就退休在家，靠出租房屋为生。”

许传音育有三儿一女（其中一子早夭），女儿许正平生前定居重庆。“我的姑姑许正平与爷爷通信很多次，那时爷爷已经86岁，他仍然坚持写信给姑姑。姑姑问爷爷南京大屠杀的事，爷爷说‘我也不好写给你，见面我会详细给你讲，不然也说不清，同时也怕影响到你们。’”

许传音写给女儿的信

孙辈回忆：“留着山羊胡子，时不时冒出英语”

在许以立的印象中，爷爷常年穿着长大褂，留着山羊胡子，佩戴深度眼镜，厚厚的嘴唇，是一个话不多、固执的老头，别人叫他“许老头”。“他把自己收拾得很得体，有留洋的风度。”

晚年的许传音

许传音的妻子早逝后，他一个人居住在峨嵋路9号，“爷爷从小接受西洋教育，生活独立，我们逢年过节回去看望他。”后来，许以立全家搬了回去，和许传音住在一起。“屋子中间用一条帘子隔开，爷爷住在南边，我们全家住在北边。家里挤着三代人，很拥挤。”

“那时我10多岁，爷爷很喜欢我，他经常带我出去吃锅贴，带我去大澡堂，我们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

许传音（右一）与家人在峨嵋路9号合影

许传音（右一）与儿子许先德、孙子许以立合影

晚年的许传音含饴弄孙，经常带着孙辈到南京各大公园游玩。“鼓楼亭每到秋天会举办菊花展，爷爷带我们爬到上面照相。他还经常不自觉地就冒出一串英语，有时会教孩子一些英语单词。”许以立说。

许传音与孙辈在鼓楼亭菊花展合影

大家庭的生活时间不长，“一年之后我们全家下放，爷爷说他有房子，不走，就一个人住在这里，父亲每个月给他25块钱生活费。”

随着年龄增长，许传音的生活无法完全自理，由孙女许以眉和许以慧照顾。许以立说：“我的二姐那时才十三四岁，为了照顾爷爷，借读到南京市十三中，中午从学校食堂打菜回来给爷爷吃。”

许传音生前常坐的椅子

许以眉陪伴许传音走过生命的最后几年，后来许传音卧病在床，也由许以眉和丈夫悉心照顾。“爷爷在院子里养了羊、鸡、鸽子，栽种了枣树、柿子树、枇杷树、樟树等树木。爷爷有很多房客，有教钢琴的老师、有眼科医生、幼儿园的小朋友。那时我带对象回去见爷爷，爷爷跟他说要学英语，他们两个人还用英文斗嘴。”

许传音与家人合影，右一为许以眉

1971年9月24日，许传音去世，享年88岁。后辈将其骨灰安葬在黄金山公墓，后来将其墓迁到雨花台，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一起安葬在功德园。

逢年过节，后人们还会聚在一起，看着老相片，回忆许传音的故事。许传音两个曾外孙女的子女都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曾祖父的事迹激励着我们，他的学习基因也遗传给了后代们。”

许以立说：“祖父是我们家族的榜样，我的两个双胞胎女儿都毕业于爷爷的母校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我把爷爷的故事讲给女儿们听，她们深感自豪。”